嚴粲《詩緝》以文學說《詩》及其在經學史 上的意義

Abstract

宋代《詩經》學存在著非常激烈的尊〈序〉與廢〈序〉之爭，所謂新舊兩派之判別，最主要的關鍵就在〈詩序〉的取捨上，嚴粲對「首序」（〈詩序〉首句）的絕對遵從，使得研究者對於《詩緝》的認識通常僅止於「舊派說《詩》者」這樣的刻板印象。其實，嚴粲重視客觀實據的解經態度與方法，已讓他具有清代樸學家架勢，治經也蘊藏著許多宋學家的理學觀點，並善用宋儒慣常的的解經方式—以理學解《詩》，而他在面對某些詩篇時，又能從文學的角度來詮解，這就_x000D_ 與一般「舊派說《詩》」之著作有了顯著的不同，所以《詩緝》乃是「舊中帶新」的著作。筆者之前已經探討了嚴粲以經學與理學說《詩》的兩條進路，並且解釋了其在經學史上的意義，本文進一步觀察、評論嚴粲的以文學說《詩》，由此而確認《詩緝》使用經學、理學、文學三條進路解《詩》的配重情況，也使得嚴粲《詩緝》的質性與地位可以被吾人有更具體的認知。